尘俗中的优雅舞者

yang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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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已经成为一个传奇，甚或一个传说。

谈论林徽因的文字多如牛毛，其传记也多达十余种。然而，真正从女性视角去思考的并不多。人们谈论她，还是因为男人，比如她与三个非凡男人（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的情感纠葛。就大部分论著而言，其着眼点还在这一段情事上，而忽略了一个女性追寻人格独立的历程。林徽因是一个感情丰沛、极具艺术气质的女性，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理性头脑，勇于思考的人，这一点恰恰被大多数论者所忽略。《林徽因的会客厅》表面上写的是林徽因，实际上写的是一个时代，是以一个客厅作为隐喻，写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

法国著名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是被变成女人的。实际上，“女人”一词除了性别上的区分外，更是一种标签。在女权主义兴起之前，数千年的历史上，女性都是属于从属地位的。而林徽因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打破男权垄断，女性初步争取自身地位的时代。对于林徽因来说，争取女性的独立地位不仅意味着打破“从属身份”，而且意味着人格上的独立。这一点，不止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更是自觉与自醒，因为她有着切身的体验。


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是继室，但在家中却无“女主人”应有的地位。原来林长民还有一房姨太太程桂林，且受“专宠”，并为林家生了儿子。何雪媛也曾生过儿子，但均夭折。丈夫的冷漠，婴儿的夭折，对其打击很大。在自怨自艾中，何氏逐渐消沉，脾气也变得乖戾刁钻，使得林长民对其更加冷落。林长民的态度是何雪媛所无法决定的，这是不自主的，是外在的伤害；何雪媛对自己的态度是可以自主的，但因为受传统的影响，加之缺乏人格上的独立，内心的自苦更加深重，这是内在的伤害。丈夫的冷落，加上内心的痛苦，何雪媛的境遇可想而知。林徽因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对这一切有着深刻的体验。因而，在成年后她对这些经历都曾深入思考，甚至可以说她一生都未停止过这种思考。这一点绝非笔者的臆断，而是有迹可循的。林徽因的创作、与友人的通信中，曾多次对知识女性（包括家庭主妇）的地位提出疑问，但她并不企图充当女性解放的启蒙者，而是实践者。她自己的积极进取，乃至其对职业的选择都有着对传统女性身份认知的回击。她通过自身的选择，告知人们，女性绝非一种从属性的性别。当然，以她的性格，她绝不会去宣讲，她只是默默的证明。这从她以“客厅女主人”同时兼任“客厅管家”的角色中可以看出，她不但是那个优雅的舞者，同时也必须担负起家庭的事务，而且是事必躬亲。

林徽因是一个对“存在感”意识非常敏锐的人，即便是嫁给梁思成之后，她也没有因为丈夫的优秀而失却自我。不论是与“京派作家”的交往，还是北京总布胡同的“太太客厅”，以及与丈夫一起进行田野考察，实际上都是寻求女性自身的存在感。她绝不会因为嫁为人妇，或身为母亲而认同传统的“相夫教子”的价值观，但她却又并不违背作为一个妻子，母亲应负的责任。她的性格，乃至她的行事准则，都得到了丈夫梁思成的认同和包容。女人是男人的学校，优秀的女人则是男人的未来。信然！

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中同样赋予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其系列小说《模糊零篇》共有四篇，除《吉公》一篇外，其他三篇写的都是女性，无不包含着对女性命运的追寻（这在本书中是忽略的，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其间的内心痛苦，绝非小说家拼凑“材料”那么简单，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丈量过来的。如《绣绣》篇，讲述的是一对被丈夫遗弃的母女，绣绣的母亲徐大妈性格乖张，是典型的旧式家庭中被扭曲了人格的女子，不健康的家庭关系对她的内心造成巨大的伤害。一方面她对丈夫充满怨恨，另一方面她又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丈夫的关注。她的心中只有“恨”，乃至忽略了自己的母亲身份，再度失去女儿。徐大妈性格的短处，依稀有些林徽因母亲何氏的影子。而结局绣绣的夭折，更是令人汗毛倒竖。

父母的婚姻悲剧留给林徽因的阴影很深，1943年林徽因在写给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的一封信中说：

我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让自己陷入仇恨。我生来是个女人，而这又是战时（日军侵华，梁氏夫妇与大批知识分子与清华北师生一起撤到西南的大后方，组成西南联大。——笔者注），我母亲又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

她很清楚，拥有独立的人格，首先不能受制于性格。荣格说，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不能克服性格上的弱点，便很难拥有开阔的人生。女性容易因情感而陷入仇恨，林徽因的母亲遭受冷遇，性格怪辟，不免责难女儿。就像小说《绣绣》中的“徐大妈”将苦闷情绪发泄到女儿绣绣身上一样。二娘程桂林生了儿子，性格又温柔，这给林徽因母子的落差很大。林长民中弹身亡后，林徽因一直带着母亲，照顾其他家人生活，不可避免的，母亲和异母弟林恒也参与到她的生活中来。但她没有受先前母亲的不幸而发展出仇恨态度，他对异母弟林恒及其他家人一视同仁。她懂得克制、忍耐、坚持。母亲就像是一个反面镜子，使她时时的意识到“我生来是个女人”，——但她没有败给女人这个身份。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探寻女性命运的女性作家中大手笔并不少，吕碧城、张爱玲、萧红、凌叔华、韩湘眉都曾各领风骚，但往往忽略了林徽因。林徽因所著篇目虽少，但是有着明确的轨迹。除《模糊零篇》中的三篇之外，她的剧作《梅真同他们》同样是探讨这一命题的。与《模糊零篇》中的三篇相比，梅真的女性形象更加饱满，更加深刻。关于此，因为这本书没有谈及，所以笔者不再展开说。

林徽因的一生受父亲影响很大，这使得她的人生选择充满了刚性。这种“刚性”的影响驱使她更加主动的去思考女性的角色。林长民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一方面他有旧式知识分子的名士气息，另一方面又有留学海外的新知识分子的果敢与反叛。他是一个艺术气质非常浓厚的人，长于论文，工于书法，热爱交游，与艺术界和政治界人物都有广泛的联系。在对女儿的态度上，他的思想是完全新的，他支持女儿留学，也支持女儿交游，希望她拥有广阔的人生。留学和广泛的交游彻底的改变了林徽因的人生，始有千寻之瀑，四月晴好。大概这些也是后来促成“太太客厅”的因素罢。（《林徽因的会客厅》书评/司马白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