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朋友”构建成长互助新模式

xieshunxi · 发表于 2011-3-9 21:46:26

本帖最后由 xieshunxi 于 2011-3-9 21:56 编辑

贾娜走进了小芸的生活
　　“在她面前，你会不自觉地克制自己的某些不好习惯，因为你的每一个行为、每一句话都可能给她带来不良影响。在她心中，你就是一个楷模。”
　　“我们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去说教，或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她。”
　　“看到她有一丁点儿变化，即使是特别小的改变，我都会欣喜若狂，甚至会偷偷蹦起来。”
　　坐在我面前的贾娜20多岁，说起话来语速较快，表情丰富，时而兴奋，时而黯然。可以想见，对所结对的“小朋友”，她付出了多少耐心与时间。此时的她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大朋友。
　　贾娜是“大朋友”项目的第一批志愿者，和她结为对子的小朋友叫小芸（化名），读初中。
　　小芸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女孩，不是“问题生”，也没什么重要的特点，话比较少，初接触有点儿内向。父亲是包工头儿，穿梭于北京的各个工地，无心照料孩子，母亲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读书的小芸对这个学校没什么感情，觉得学校教学质量差，学不到什么东西，曾多次声称要回老家读书。
　　在一次“大朋友”项目的宣传中，小芸举起了手，她希望有一个大朋友。这时，贾娜走入了她的生活。两个可能永远不会相识的陌生人就这样开始了她们的新生活。
　　“刚开始，她对我不够信任，什么话都不愿意告诉我，觉得是一个陌生人闯进了她的生活。”谈起小芸，贾娜开始回忆———
　　我们约在每周二通电话，约好是她打给我，意在多培养她的主动性。但到了周二，等了一天她都没有打给我。第二天，我打电话过去问她为什么，她淡然地说：“我忘了。”
　　我当时有点儿生气，但仔细想想，她可能真的没有这个概念，平时父母没有教她一些良好的习惯。于是我耐心地告诉她，“承诺是要遵守的，如果你没有时间打，最好不要给我承诺。”
　　第二个周二，她又没有打给我，这回我也不再去询问。过了两天，她打来电话说：“对不起姐姐，我没有按照约定给你打电话。”
　　那天我真的很开心，很有成就感，觉得是自己开发了她积极的一面。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她意识到了自己失约是不对的。而且从此以后，她就特别遵守约定。
　　交往几次以后，小芸开始信任我。告诉我自己爱画画，并把箱子里压了好久，满是尘土的画作给我看。以前我问她兴趣时，她总说自己喜欢数学，要考清华数学系。父亲不支持她画画，就把她画的画都放了起来。她也习惯了说自己的兴趣是数学，因为这样家长似乎更喜欢一些。而据我了解，她的数学很差，似乎不应该是她兴趣的方向。为了让她多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带她去过她的理想地———清华大学，参加过一些志愿者活动，我们渐渐进入“朋友状态”。
　　可让我措手不及的是小芸的突然离开，多次没有她的电话之后，我打电话到她家里，父亲说她回老家读书了。让我最伤心的是，朋友了这么久，她离开居然没有告诉我一声。
　　这是一个不了了之的结局。也折射了“大朋友”项目在中国的境遇。
　　Mentor源于荷马史诗
　　大朋友，这个熟悉而亲切的词听起来或许并不陌生。但询问身边的人，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你定义的大朋友就是年龄比你大的朋友吗？与好朋友、忘年交有什么区别？我们有父母、有老师，为什么还需要大朋友呢？
　　在我们还对“大朋友”存在模糊与质疑时，在国外，“大朋友”早已作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成长互助模式推广开来。
　　是叶祖禹先生将“大朋友”（Mentor）项目引进到中国。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美新路公益基金理事会主席，叶先生一直很关注青少年的成长。他介绍说，在国外，许多成功人士的背后都默默地站着一些不为人知、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大朋友”，比如空中飞人格兰特·希尔，是高中时的老师瑞吉纳尔德·科晨帮助他了解了责任的意义；再比如CNN记者玛瑞·赫诺琼萨，她常常把现在的成绩归功于她的“大朋友”，那个帮助她实现记者梦的人———桑德拉·若特利·路易斯。“为什么不让中国的青少年也在这种互助模式下更好地成长呢？”在谈了引进初衷后，叶祖禹讲述了“大朋友”历史由来：Mentor一词源于著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俄底修斯在出发前把他儿子忒勒马科斯托付给他的挚友Mentor。此后多年Mentor一直关怀和辅导着忒勒马科斯，直到他成人。今天，Mentor仍然在人们心里代表着一个始终关怀我们、陪伴我们成长的“大朋友”。
　　1904年，“大朋友”作为一个公益项目在美国被推广开来。当时考特（ErnestCoulter）先生在纽约市的商政各界找出40位成熟稳健、有爱心的成功人士作为大朋友，一对一地带领40名需要辅导的青少年，与这些孩子共同面对成长中的困惑与烦恼，使这些孩子的心灵得到真诚的关怀。
　　100多年来，此项目已遍布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使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受益。贝勒大学（BaylorUniversity）对魏口（Waco）地区中学“大朋友”项目所做的调研显示，在参加“大朋友”项目的青少年中，76％减少了旷课次数，84％学习成绩有进步，60％减少了学校处罚，79％减少了帮派行为。据调查，大朋友对青少年可以在以下几点产生正面的影响：一、和别人相处的能力；二、学习的能力与成绩；三、师生、亲子、朋友关系。
　　耐心的倾听者和领路人
　　美新路公益基金“大朋友”项目负责人王王月介绍说，如今大部分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家庭已经不能成为孩子倾吐烦恼的出口。在学校，学生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沉重的学习压力和心理压力让孩子喘不过气来。从社会角度来讲，一些社会现象也正对孩子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如离婚问题、成年人的就业问题、家庭及社会的暴力问题等等。此外，随着城市化的推移，大量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的子女，不得不面对不稳定的生活环境和城乡文化的差异。
　　“以上种种客观因素，都可能使这些正处在成长期的孩子们感到极度困惑与孤独，不知如何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在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个可倾诉的对象、一个可信任的朋友、一个领路人。”
　　采访中，我发现其实中国的青少年在成长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大朋友，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或某件具体事情上给他们以启迪，只是这种大朋友处于一种随意的状态，并没有被人认识到。
　　中南民族大学大四学生贾鹏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大朋友，对你有着积极的影响或帮助，只是有时候没有刻意去归类而已。
　　青春热线总督导陆小娅也谈到，青年时期自己更愿意结识大朋友，因为同龄人满足不了她在知识以及其他层面的交流需求。
　　谈到“大朋友究竟应该被定位为什么角色”时，王王月强调：“大朋友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丹，也不能替代父母和老师的角色，他只是一个关怀辅导对象的志愿者，重视和回应对象需要帮助的事情，是一个有耐心的倾听者和领路人。”
　　去年，“大朋友”项目被正式移植到中国。通过招募志愿者，和中学生结成一对一朋友的形式，志愿者作为引路人和青少年共同面对成长的烦恼。
　　作为孩子最亲密的家长，是怎么看待“大朋友”的呢？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家长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极端：一种是“质疑型”，怀疑大朋友是否有足够的资格去帮助他们的孩子，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现在社会上是否还有这样无私奉献的人。另一种是“接纳型”，认为有家长、老师之外的大朋友给自己孩子一些启迪，更好地促进孩子成长，是一件难得的好事。
　　在叶祖禹看来，中国的家长通常有一种比较功利的心理，就是更注重孩子学习方面的提高，认为考大学才是最好的惟一出路。而美国则不同，他们更尊重孩子个人的意愿，让孩子自己选择要走的路。“我们最初没有认清这一点，所以遇到了很多挫折。”
　　家长们刚开始听过宣传，觉得这个项目不错，就参与了。后来有的发现对孩子的学习并没有十分显著的成效，就开始动摇。志愿者刘沐这样描述他所接触的家长：“他们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对孩子有益的事情，另一方面又害怕新鲜事物对孩子造成的影响。”
　　14岁的陈晨和32岁的李
　　?
　　得知一位和大朋友结对子的小朋友也走上了敬老志愿者的道路时，我忍不住拨通了小朋友陈晨家的电话。电话中，14岁的陈晨表达清晰、思维缜密，一点儿都没有与陌生人通话的局促感。
　　“我觉得李?就像邻家大哥似的，不像老师，很像朋友。从前我有点儿害羞，有什么话老憋在心里。李?哥哥教导我要多跟人交流，现在我与陌生人交往自然多了。”
　　“说到去敬老院做志愿者啊，我就是觉得李?哥哥把爱心都给了我，我也要把自己的爱心奉献给别人，尽我所能。”
　　陈晨口中的李?，就是她的大朋友。一年半以前，两人结成对子。最初的交往，主要是辅导功课。陈晨的数学很差，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挺难熬，都提不起兴趣了”。李?的介入，使陈晨开始有了转机。这种转机不仅体现在学习上，更体现在她的人生态度与处事能力上。
　　陈晨的妈妈徐俊仙是残疾人，家里开了间杂货店维持生计。陈晨哪儿都想去，可哪儿也去不了。妈妈理解她，“别的家长都有钱有地位，孩子见的世面多，而我们家孩子特自卑，哪儿都没去过。”自从李?走进了这个家庭，陈晨终于也走进了外面的世界。她去过科技馆，还去过法国大使馆的阅览室，在学校组织去敬老院帮助老年人时，陈晨骄傲地告诉别人：“我已经在敬老院做了好久志愿工作了。”
　　“这时孩子的状态，已经有了特别大的改观。从以前觉得没见过世面到现在觉得自己走在了同龄人的前头。”李?这么评价陈晨的变化。
　　从一个孤僻自卑的小姑娘到敬老院里充满爱心的小志愿者，陈晨的变化令人吃惊。
　　当然，这只是众多“大朋友”项目在中国的一个小故事。更多的故事或许已经发生，或许正在孕育。这种新的模式正在中国成长，虽然步履蹒跚，但却一直在坚定地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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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眼中的“大朋友”
　　格兰特·希尔
　　作为底特律活塞队的超级篮球明星，格兰特·希尔从不会在他人面前夸夸其谈，而是更喜欢踏踏实实地做事情。他的成功，得益于一位中学教师，也是他多年的朋友———瑞吉纳尔德·科晨，一个帮助他懂得责任之含义的人。
　　格兰特说过，“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经常会碰到比我更加有天赋的人，但是因为缺乏正确的引导，而最终没有取得成功，甚至被冠以‘坏孩子’的恶名。事实上，他们是很优秀的孩子，本可以在一些指导和帮助下，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
　　对“大朋友”项目的亲身感受，使格兰特更直接地了解到这样一位榜样、朋友的力量和作用，并经常在公众面前谈到这个项目的重要性。“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了解那种有所给予便会有所得的美妙，在家庭生活中，很多孩子缺乏那样一位‘大朋友’，而我们应该尽己所能去填补那个空白。”
　　玛瑞·赫诺琼萨
　　“我将在这里给大家讲的，都是一些我亲眼所见的故事；一些就发生在社区里，在我们身边却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媒体报道的故事；一些组成美国真实生活的故事。”玛瑞·赫诺琼萨说。
　　玛瑞·赫诺琼萨是一名十分优秀的记者、作家。她曾经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工作，现供职于CNN。赫诺琼萨在谈到自己现在的成功时，通常会将成绩归功于她的“大朋友”，那个帮助她实现记者梦的人———桑德拉·若特利·路易斯。
　　成功后的赫诺琼萨对这个项目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她服务于一些年轻的女性，也为少数的男性朋友提供帮助。在她曾经帮助的对象中，有一个曾经是一伙犯罪集团的成员，而现在做了一家新闻单位的职员。
　　约翰·阿普克
　　声名显赫的作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约翰·阿普克的名言是“创造性并不是一个人必备的特质”。事实上，所有的孩子都乐于去创造，而想独自把（意识上）对艺术的冲动转化为现实中的成功，却十分困难。正因为如此，约翰·阿普克愿意拿出自己的很多时间去帮助和指导年轻人去实现他们的理想。
　　“大朋友，是那个可以帮助富于创造力的人保持创造之火花常在，去保持那创造的生命力之人。大朋友是为那些处于艺术萌芽期的孩子，在这个复杂纷繁的世界里，独建一处避风港之人。”约翰·阿普克带着淡淡的微笑，描述着他心中的那个朋友形象。
　　马蒂尔德·哈夫·库莫
　　作为纽约市的第一夫人，马蒂尔德·哈夫·库莫曾经是艾丽·黛尔格多的“大朋友”。她认为“大朋友”这个项目不仅可以为孩子带来好处，也可以使整个家庭受益。如今，艾丽已经成为休斯敦社区学院的一名学生。她的母亲也找到了一份工作，不再依靠政*府救助而生活。
　　从1987年起，为了帮助降低辍学率，库莫就开始在纽约开展“大朋友”项目。1995年，她又创立了“美国大朋友项目”，并随后把该项目扩展到意大利。她急切地感到项目需要更多愿意成为“大朋友”的志愿者。她表示：“我相信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目前，越来越多的家庭中父母双方都要参加工作，而这也是孩子们十分需要帮助的主要原因。”
　　朱敏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赴美留学，1996年在美国创办网迅公司，2000年网迅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短短三年间便一跃为全球网络会议服务的市场领袖，2003年其市场占有率已达67％，朱敏也被《财富》杂志列为“硅谷华人三杰”之首。
　　朱敏并非“大朋友”项目的参与者，但他非常认可“大朋友”的价值，因为在他自己成长的道路上，就曾得到“大朋友”的帮助。他说：“上初一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理发，在理发室碰到一个男生在那里读英文。我觉得非常奇怪，这么一点儿时间还要读书。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用功？男生说，自己刚上中学的时候也很懵懂，不知道用功，现在快考大学了，自己很想上中国科技大学，可是感到有点儿来不及了。他后来成了我的朋友，对我影响很大。”
　　朱敏说自己的另一个“大朋友”是初三时的老师。当时这个老师刚从大学毕业，比学生大不了几岁。“记得一开学他就问我们：‘你们今年15岁，3年以后18岁时你们想做什么？’当时给我的震动很大，我开始思考自己应该怎样度过一生。后来这个老师一直关心我，包括支持我出国留学。这样的朋友是一辈子的朋友，而不是一瞬间的朋友。”
　　朱敏说，现在中国的家长都很忙，不能和孩子沟通。谁来和孩子做知心朋友？我们应让那些优秀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交朋友，把他们领上自觉学习、健康成长之路。
　　国外成功案例
　　“精神姐姐”改变人生
　　瑞秋·怀特是非洲裔美国人，而珍姆·考珀出生在非洲的利比亚。两个女人有着相同的种族背景，但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很容易看出她们之间明显的不同。
　　九岁时到美国对于珍姆来说是个噩梦。学校里的孩子们嘲笑她传统的利比亚装束，取笑她的非洲口音。珍姆开始努力克制她的口音，并尽量穿戴得和她的那些同学们一样。很自然，她的家人对她放弃自己“非洲特色”的做法十分不理解。每当她戴上巨大的圆形耳环和脚镯时，父亲会非常愤怒地只吐出两个字：“摘掉！”有一段时间，珍姆感受到极大的困扰。
　　珍姆的妈妈和瑞秋是朋友，认识到女儿面临的问题，可能需要另外一个成人关心，就把珍姆介绍给瑞秋认识。
　　瑞秋在1993年就开始参加一个名为“精神姐姐”的“大朋友”项目，尽管她有指导年轻女孩的经验，但她回忆说自己当时仍怀有某种微妙的偏见。珍姆一家是她最早接触的非洲人。正如瑞秋所说，“有时候我们非裔美国人会感觉有点儿高她们一等，我不知道怎样去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
　　幸运的是，瑞秋接受的培训提供给她一个很好的工具叫做“响应倾听”，就是非常包容和近距离地倾听他人，仅仅问少数关键性的问题。通过“响应倾听”，瑞秋充分理解和接受了珍姆独特的种族和文化背景，以及她所面临的问题。
　　得到一个成人朋友充分的关切和支持，珍姆开始放松和接受自己，并且为自己是谁而感到骄傲。她开始释放和表达真正的自我，并重新操起非洲口音，还重新燃起对舞蹈的热爱，报名参加了费城颇具声望的自*由剧院暑期舞蹈课程。
　　接着，珍姆出现在她所在高中的“黑色历史俱乐部”，讲述她在利比亚的成长经历。“她为自己是非洲人而感到骄傲。”瑞秋说，“她知道自己是谁———这使得人们被吸引到她身边，使得人们希望去了解非洲。”
　　MENTOR组合不分年龄
　　83岁的简·伯瑞斯娜汉，已经经历了大萧条时代、二战后美国强盛时代、冷战时代。而她的“小朋友”是20世纪80年代后才出生的埃瑟·李。
　　简有很长的志愿服务史。二战时期，她志愿到医院工作，为病人们阅读。她也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的越战中做过志愿服务。自从丈夫去世，三个女儿长大成人之后，简日益感到自己应该到年轻人中间去。“孩子们是我保持年轻的源泉。”她说。
　　开始，简和埃瑟仍然处于Mentor过程最困难的第一阶段——建立信任。埃瑟是相当矜持和保留的。简通过推荐和交换心爱的书籍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坚冰。埃瑟拿给简的是一本名叫《从A到Z——黑人英雄史》的书，里面介绍了包括马丁·路德·金等在内的许多著名人物。而简则打算借给埃瑟一本《小女人》。“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这本书”，简说，“哭啊哭，一直哭。”
　　埃瑟说，她愿意把这种分享扩充到音乐方面，因为她发现简特别喜欢歌手Usher。她对简的生活也很感兴趣，想知道在没有电视的时代里年轻人是怎样生活和成长的。
　　简对此很高兴。“我们这些老年人经历过的那些时代，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只能在书本上读到。那就是历史，但我们经历过。我们有责任和孩子们分享这些。”
　　了解你的小朋友需要花些时间和耐心。各种差异，无论是在文化、社会经济地位还是在年龄方面，在两颗愿意互相接近的心灵面前都会显得不那么重要。